李立是一名老红军，出生在三湾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参加过井冈山和湘赣苏区的斗争、两万五千里长征、南方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以及解放战争。他的红军缘是从“三湾改编”结下的。1927年10月3日，毛泽东在枫树坪下向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做了进军井冈山的讲话。20岁的李立有幸聆听，便决心投身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拿着毛泽东同志留下的3支步枪和30发子弹，靠着土铳土枪，李立等人组建了游击队。据李立回忆“九龙山军事根据地与井冈山军事根据地遥遥相望，两面红旗高高飘扬”，从1927年到1937年九陇山（亦叫九龙山）军事根据地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做出了巨大贡献。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根据地完成了任务，整编后开赴前线。

新中国成立后，李立首任中共吉安地委书记，之后担任过河南、贵州等省的主要领导，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尽管离开了家乡，但这位从三湾走出去的老红军战士始终惦记着家乡的情况和发展。

20世纪60年代初期，因为生活困难，几名乡亲找到李立汇报打算砍掉枫树坪前的大樟树，用来提炼樟脑油渡过难关。李立知道乡亲的难处，更深知樟树是三湾改编的历史见证，意义重大。在解决乡亲困难后，李立还嘱咐要保护好大樟树。他还帮着村里策划修复被洪水毁掉的公路和桥梁、兴办企业、捐资赠书。

参加过革命的李立，对这些历史怀有特殊的情感，他不想后人忘记三湾村先辈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的牺牲，也不愿意看见这段历史被淹没。1983年，他同两位江西籍红军自掏腰包，修建了三湾改编纪念碑。1999年，他还为三湾村捐建了一尊毛泽东的半身铜像。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如今，这一树一碑一像依旧屹立在三湾村枫树坪上，它们在见证一批又一批新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宣誓时，也在讲述着历史的变迁。

《井冈山报》第一任总编辑回忆：

2010年金秋，我重访了57年前曾在这块红土地工作过的永新县，并重游了著名的“三湾改编”革命旧址。在三湾枫树坪看到曾领导“三湾改编”的毛泽东同志半身铜像时，不禁想起了我用自己工资积累捐助建立的老红军李立同志的铜像。李立同志(1907-2006年)是建国后首任中共吉安地委书记，永新县三湾人，是1927年10月，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三湾村进行改编时参加红军的，后随红军队伍上了井冈山，投身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192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任中共宁冈县委常委兼少共宁冈县委书记，1931年10月任中共酃县常委兼少共县委书记，1933年任中共永新县委常委兼少共县委书记，他在县委领导下积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发动广大青少年参加红军和支援红军。仅1933年春季，他动员1600余名青年参加红军，组成“永新少共先锋团”开赴前线。1934年8月参加红军长征，任红六军团政治部民运部长兼地方干部工作团团长。到达延安后，在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任中央党务委员会秘书长，参加大生产运动。1944年奉党中央命令参加由王震将军率领的南下支队，任南下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挺进豫、鄂、皖、湘、赣，开辟南方抗日根据地。1945年10月，南下支队返回延安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科长。随后任南阳地委书记、豫西六分区地委书记。1949年党中央分配他回到江西工作。同年6月，江西省委分配他担任中共吉安地委书记。

奔赴吉安

1949年，我在南昌第一次见到了李立同志。他当时40来岁，中等身材，清瘦黝黑的面庞，身着土布军装，脚穿一双草鞋，仍像当年红军的打扮。同年6月底，李立同志亲自率领分配在吉安地委工作的南下干部，从南昌徒步向吉安进发。一路上，李立同志给大家讲述井冈山斗争的故事，介绍江西和吉安一带的风情和习俗。一路行军他有说有笑，平易近人。当行军到达峡江水边时，由于向南进军的二野四兵团和四野十五兵团的部队人马多，沿途大小村庄都几乎驻满了部队。于是，李立同志选择了一座旧戏台和大樟树下作为宿营地。他和大家同样和衣露宿户外。半夜时分，忽然从峡江对面山上传来了隆隆的炮声，李立同志起身说：“这是我军的炮声，敌人溃败，峡江县解放了!”李立同志非常俭朴，一套旧军装，此时天气炎热，他解开扣子，几乎打赤膊。他和大家开玩笑说：“南方可比北方热，要注意防暑和长痱子，地方机关人员天气太热，打赤膊也行，不过进城可要注意军容风纪！”1949年7月16日，我军胜利解放了吉安市。进城后，吉安地委对外名称为吉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李立为主任。1949年7月20日我参与《吉安日报》创刊，同年10月根据省委指示停刊。我分配到地委宣传部工作后，几乎天天能见到李立同志。当时吉安刚解放，百废待兴。他日夜忙碌，十分艰苦。他信念坚定，勤奋好学，平易近人，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为人民谋利益的好作风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

从《南征散记》到《四十八天》

1949年7月16日，吉安解放，我们进城后，在军管会统一领导下，进行接管工作。我接管敌伪报纸《民治日报》资料室，在清理书籍时，发现一本由香港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南征散记》，作者写的是佚名，周立波为这本书写了前言，该书用日记体形式记载了中共领导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1944年11月从陕北延安出发，长途跋涉，向江南进军，并到达湘赣边界。准备建立粤赣抗日根据地，后被国民党重兵包围企图消灭这支人民军队，在王胡子(王震)、王首道的领导下胜利突围重返中原的事迹。我被这生动的故事所吸引。该书用日记形式叙述南下支队高级将领王震、王首道、王恩茂等革命者行军、作战等生动事迹，忠实地记录了这支人民军队艰苦奋斗、浴血奋战的故事。后来，我拿回这本书详读，一天被李立同志发现，他饶有兴趣地捧读起来，越看越有劲，他惊奇地对我说：“这本书很像我当时写的行军日记!”他向我介绍了这段斗争历史，1944年11月他亲自参加了南下支队，王震为司令员，大家叫他王胡子。王首道任政委，王恩茂为政治部主任，他是政治部副主任，一路行军、作战都在一起，所以非常了解该支队高级将领的战斗生活。李立同志回忆说：“我当时是用土纸写的日记，一共记了四十八天。后来部队突围北返，路过武汉，清理行装时我把这些日记一起打包寄放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以后什么人如何到香港出版不得而知。”

后来，我建议李立同志写信给北京有关单位询问此事，恰好找到了周立波，他给李立同志回了信，并说明了出版经过。周立波当时是南下支队的宣传科长，他在清理南下支队留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文件时，发现了这本日记，他感到很珍贵，文字朴实、简练，个别地方稍加修饰后交给在香港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在进步的群众出版社出版，以宣传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民族解放而英勇斗争的事迹。周立波说因当时日记没有留作者姓名，只好署名佚名。接到回信，李立同志非常高兴，并回信感谢。对方回信提出由李立补上两天记事，共四十八天，建议再版书名为《四十八天》，经过补正后，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四十八天》，作者署名李立。

除《四十八天》外，他还出版了一本《最后一条船》，叙述红军英勇抢渡天险大渡河的故事。一位从三湾走出来身经百战的老红军，用血与汗记录下珍贵的历史事件，是对后人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最好的精神食粮和最重要教材。由于他勤奋写作，1981年被中国作家协会发展为会员。

建国后陪一位外国人第一次上井冈山

建国后，第一位登上井冈山的外国人是前苏联的汉学家费德林院士。1950年5月，经中央批准同意苏联汉学家费德林来华上井冈山进行考察，并经周恩来总理同意派师哲同志(曾给毛泽东、周恩来当俄文翻译，后任中央编译局局长)陪同，从北京来到吉安。江西省委决定由吉安地委书记李立亲自陪同前往井冈山。并专门配备了随行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备了四匹马。从吉安出发，经泰和、遂川县，从草林、堆前、大汾、黄坳沿山区小路登上天险朱砂冲哨口，那时没修通公路，只有一条拾级而上的羊肠小路。当到朱砂冲哨口时，登山小路十分狭窄，坡度很大，一边靠山，一边临百丈深渊，别说骑马，就是单人行走都要十分小心，不慎就要滑倒掉入山涧，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李立同志通过师哲婉言相劝费德林，这段山路不能骑马，只能步行。可是，身材高大的费德林不听劝阻，仍骑马登山，走了一段，实在难行，一匹马突然马失前蹄，一下跌入百丈深渊。费德林虚惊一场，才领会了李立同志诚恳相劝的好意。也亲身体会到朱砂冲真是“一人当关，万夫莫入”的天险要冲。经过行洲、土岭、下庄到达茨坪。当时，茨坪只是一个原始的小山村，靠山有十余栋土筑民房和小店铺。区政府设在一栋祠堂里，费德林、师哲和李立等就住在此处。李立同志亲自陪他们参观了茨坪、大井毛泽东、朱德同志的旧居和红四军军部及工农兵政府等旧址，又带领费德林、师哲参观了桐木岭、双马石哨口及黄洋界保卫战等旧址。并召开了当地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座谈会，当年井冈山乡苏维埃政府主席、解放后任井冈山区政府副区长柳辛林、大井乡老暴动队员邹文楷、邹文耀及老红军宣传员罗冬祥等，用亲身经历向费德林介绍了当年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红军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情况，并用山歌唱出了“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干好万好不如红军好”的军民鱼水深情。李立同志当年亲自参加了井冈山的斗争，他用丰富的史实向费德林介绍了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和英勇的红军，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创举的重要意义，用生动的史实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当时进行的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坚持党的领导，建立工农政权，进行武装斗争，走出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星火燎原，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伟大实践。费德林听后频频点头，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都得到完满的回答。费德林最后说：“毛泽东同志有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回到井冈山考察，了解了许多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实践和经验，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是血肉相联的，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谋解放，为人民谋利益，从而得到人民的拥护这是一条真理。”后来据传，

中国刚解放，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有所质疑，派中国通费德林前来井冈山考察。百闻不如一见，费德林这位外国人在李立同志陪同下第一次上井冈山，所见所闻，不得不为井冈山斗争的英雄事迹所折服。

《井冈山报》要永远宣传井冈山精神

从1949年7月20日《吉安日报》创刊，到《群众报》及《井冈山报》的出版都得到第一任吉安地委书记李立同志和地委的重视和支持。在1950年9月，吉安地委拟将《群众报》改名，当时曾拟了几个报名，如《大众报》、《吉安农民报》和《井岗农民报》等。最后，地委宣传部部长张进同志拿到地委会议上讨论时，大家认为《大众报》全国已有《山东大众报》、《湖南大众报》和《盐阜大众报》，不要重名了。李立同志说：“我们立足于井冈山地区，这是毛泽东同志创建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我们在这里工作十分光荣，报纸名就叫《井岗山报》，不要叫《井岗农民报》，眼光要看远些!”于是地委决定从1950年10月起把《群众报》更名为《井岗山报》。并由地委宣传部长张进(后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江西省文联副主席、华南工学院党委书记)题写了报名。到了1951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毛泽东同志在书中《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井冈山的“冈”字没有山字头，后来写了一个报告向党中央办公厅请示，答复应统一和“毛选”一致。于是想请毛主席题写报头。正好，当时任中央内务部长曾山同志来江西吉安视察工作。就以地委的名义写了一个报告，托曾山同志返京后代陈。没多久。得到回复，是由建国后曾首任江西省委书记的陈正人同志题写《井冈山报》报头，即现在的报头，一直沿用了54年。在改名为《井冈山报》时，李立同志多次对我说：“井冈山是革命摇篮，具有光荣传统，《井冈山报》要有井冈山的特色，要永远宣传井冈山精神!”五十多年过去了，历届《井冈山报》的编采人员都秉承这一精神，竭尽全力办好《井冈山报》，宣传井冈山精神，与时俱进，鼓舞人们奋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