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将至，想到了这个题目。

因为，1935年是爸爸和他的同学们人生命运的转折之年，迄今90年了。

那一年的重庆，狼犬遍地，血雨腥风。革命处于最低潮。

而这一年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大声地告诉国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激昂地发出号召：“同胞们起来：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随之，在北平爆发了党领导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

那一年，爸爸15岁，就读于巴县县立三里职业学校，简称“三里职校”，那是一所专门培养农业科技人才的学校。在那个“以农立国”的时代，它吸引了众多的有为青年。

爸爸和一帮热血同学哪经得住这如此呐喊的刺激，于是奋然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其中，为首的同学叫刘传福。

1936年2月，从江西苏区脱险归来的共产党员漆鲁鱼回到重庆，发现并结识了刘传福和父亲，在新成立的“重庆救国会”中专门成立了“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史称“秘密学联”），作为重庆中等学校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父亲和他的同学们踊跃加入，刘传福被推为主席。从此，他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7年春，学校来了一位新同学，叫刘国定。

刘国定是四川新都人，1936年在成都加入了“民先”组织。“民先”全称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由党领导的青年抗日救国团体。他考入“三里职校”后，与父亲成为同学，就又加入了秘密学联。

二

1936年夏，张曙时受中共临时中央和毛泽东等派遣，回到四川恢复发展党组织。

在得知了重庆秘密学联的情况后，他亲自来渝考察调研，首先恢复了漆鲁鱼的党组织关系，接着对他领导的秘密学联进行甄别整顿，重新组建了在党领导下的重庆学联组织。同时，对其中的骨干分子进行严格考察，重建起中共的重庆组织。

张曙时介绍刘传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刘传福又介绍刘国定入党。

按照当时党章规定，18周岁才能入党。因此爸爸直到1938年4月年满18周岁时，才转为党员。刘国定是介绍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周恩来带领南方局来到重庆红岩村，对这批青年党员提出了新的培养目标和要求。

对于擅长做群众工作的青年党员，党组织把他们选送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然后分配到党组织和革命军队之中，把他们培养成为既懂得马列主义，又会做群众工作的政治干部。第一批去的就有刘传福。他去到延安后，先在中央党校学习，后来做了陕北葭县县委书记、地委宣传部长等职，参加了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转战陕北的战斗。

刘国定则留在重庆。因为他年龄大一些，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表现好，能力强，党组织就让他接替了刘传福的党内职务。此后他逐渐进入了重庆市委，先后担任中共巴县县委书记、重庆市委书记、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成长为中共在重庆的重要领导人。

对于那些专业成绩优异的同学，则要求他们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把他们送到苏联培养，将来成为红色专家，建设新中国。对外则称到新疆去读新疆学院。

父亲被列入这个行列。后来新疆盛世才反共面目暴露，去苏联的路被堵死了。父亲便留在重庆继续做地下革命工作，按照南方局“三勤”“三化”的要求，作为精干力量埋伏下来，为党积聚力量，成为隐蔽战线的一员战士。

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留在重庆的党员同学又分为两条线为党工作。

党中央决定南方局东迁南京。行前，周恩来将四川党组织的领导体系进行了调整。一部分交给了在重庆公开成立的中共四川省委，1947年四川省委撤返延安后便转入地下。

另一部分则成立了“中共重庆统战工作组”，始终处于隐蔽战线，专门做工商界上层的工作。它既受南京局领导，又在四川省委、重庆市委领导下工作。重庆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后，它便在南京局的领导下，独立开展隐蔽战线工作。父亲被划入这个系统，便与刘国定在党的组织关系上分属两条线。

这支队伍始终忠实地贯彻毛主席、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蓄积力量、等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的白区工作方针，始终按照周恩来提出的“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要求，不急躁、不冒进、不争功。

在迎接刘邓大军解放重庆、解放大西南的进程中，他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收集的情报，及时传递给中共中央南方局（南京局、上海局），后传给刘邓大军，为重庆的解放功不可没；二是做工商界上层的工作，保证一个（资本家）不跑，一分（资本）不逃，基本完整地保留了重庆城市的经济实力，为刘邓主政重庆提供了厚实的经济基础，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共重庆统战工作组”的所有地下党员都没有暴露，他们在隐蔽中迎来了新中国，继续为建设新中国做出新贡献。

四

而刘国定所领导的重庆地下党系统则遭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身为市委书记，刘国定对“《挺进报》事件”负有主要责任。

没有这个重大决策的错误，我们的党组织和大批党员和干部，以及党的朋友们，是可以免遭被捕、牺牲的。

刘国定本人也被捕，出卖他的是他的同志——身为重庆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冉益智。在此之后，他与冉益智对军统特务组织争宠邀功，致使川东党组织雪上加霜，大批共产党人、革命志士被捕入狱，关押进白公馆、渣滓洞监狱。

狱中的同志将刘国定的腐化和牺牲烈士的坚贞进行了对比，尖锐地指出：“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的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的是否忠贞。刘仲益（刘国定）、蒲华辅在经济问题、私生活上，腐化倾向特别严重。而恋爱问题，是每个叛徒都有问题的。”

作为叛徒的刘国定还有他的另一面，即对军统特务组织留有后手——他保留了一些共产党组织和党员没有叛卖，准备将来革命胜利后为自己开脱罪责留下余地。

因此，他曾在叛变后主动到父亲所在的工作地会见了父亲，他对父亲说，他叛变也是不得已，“从小的朋友”都没出卖。他要父亲转告当年的那些同学们，以后在街上见到他千万不要打招呼，因为他周围都是特务，以免被捕。父亲立即通知了所有的同学，这些同学后来都没有被捕，安全地进入到新中国。

即使如此，这并不能减轻刘国定的罪行。1949年底，作为军统特务“川西特侦组”组长，他前往成都从事反革命活动，被昔日的同学刘传福发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传福就随解放军解放了成都，担任了成都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副局长。刘传福立即逮捕了刘国定，把他押解回重庆。1951年刘国定被判处死刑，受到党和人民最严厉的惩处。

五

最近，我查阅到1951年重庆市人民法院审讯刘国定时的部分记录，以及刘国定自己交代罪行的材料，特别是对刘国定的死刑判决书。罪证昭彰，赫然在目。

看着爸爸的名字和那些牺牲的先烈，我受到一次灵魂的洗礼。

如今，父亲和他的同学们、同志们在历经坎坷、安享晚年之后都已走入了历史。这群共产党人，用他们的生命轨迹，为我们留下了大时代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命运精彩而沉重的一例。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历史遗产。

它告诉我们，大浪淘沙！伟大的时代造就英雄，伟大时代也淘汰垃圾。

在大时代中，每一个共产党人都面临许多选择，务必要把好自己的人生之舵，历史之舵，与时代一道前进，而不要被时代的大潮所淘汰。

来源：新重庆-重庆日报